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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中原——阅读田中禾先生作品有感
评论家:    日期:2020年03月17日    阅读:789

叩问中原

——阅读田中禾先生作品有感

 

徐兆寿

 

1

 

每次坐火车东过郑州时,我都久久地望着中原大地,心想,这可是中华文明曾经的心脏。金木水火土,它在中央,为土。但如今,它只是摆设的历史,不再是中国的中心。

 

我还专门到洛阳,一为拜龙门大佛,二为传说中的河图洛书。我站在伊河对岸,遥遥鞠躬。而在大佛脚下,无数尘世的善男信女们正在用手机礼拜这似有若无的伟大形象。我不愿意那样,所以独自徜徉在洛水两岸,哀伤于那些被挖掉眼睛、砍断臂膀的菩萨——那些曾经一心只想着救苦救难,为众生而献身的古代英雄们,竟然在当代遭遇了这样的误解、非难与拷打,他们可曾哀伤?可曾后悔为悲苦大众所做的一切?

 

我终于找到了河的彼岸,那里,可以看到大佛在我的对面庄严地落坐,直视着我,广大,包容,从容而威严;这里,我,一个求道的书生,终于可以平等地相望,真诚地发问。关于知识,关于世界,关于灵魂,关于生命的诸多秘密,今天仍然无解。当我们用科学把古代统统定义为落后与迷信时,新的迷信便诞生了,这就是对科学的过分崇拜。龙门,这个曾经是东土的人文精神与西来的佛法交汇的十字路口,如今以残损的形象引人深思。

 

而河图洛书,这往圣之绝学,何尝又不是同样的命运?它们显迹于夏代,历百代而于北宋时被士子们开辟为大道。士子们以为,这便是可以“为生民立命”的信仰,是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法。这些事情都发生于中原。可后来呢?

 

所以每次经过河南,我都会惆怅地望着邙山,然后闭上眼睛。整个中原大地,无论是任何一块甲骨和铁器,都写满了古时中国知识分子求索大道、实现大道的微茫故事。而任何一片山川河流,都在提醒我们这些不孝子孙必须重温天道,再创人道。这才是真的知识分子。

 

我是第一次参加中原作家的研讨会,所以在我看来,我是来向这里的山川河流致敬的,是向中古之前的知识分子致敬的。田中禾先生是中原文学界的领袖之一,他的名字在我看来就是中原的意思。田是中华农耕文明的象征,田中禾就是大地上的一棵树。孤独而卓然。如今,这棵树已成中原文学的一道风景。我想通过他来重新梳理一次中原精神。这也许有些妄求,因为今天的文学已经窄化为文字语言的修辞,已经简化为人性至上论的鼓吹者,已沦为小道,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些真正能够通天地懂人心的文学,那些可以与伊河洛水长久共鸣的文字,必然是通往大道的。中原精神过去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今天应当仍然是中原文学者们的源头活水,甚至,是否可以是中国精神新的出发地。

 2

 

 

阅读田中禾先生的作品,是异常亲切的。他所经历的文学思潮,他所批判的社会现象,他的阅读书目,几乎都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虽然他比我们要长一辈,是我们的父辈,但他的主要创作在新时期以来,所以他与这们这代人形成了强烈的共鸣。他的壮年和中年,就是我们的少年和青年。可以说,田中禾先生的一生是中国当代作家的缩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鲜活的样本。他像镜子一样照亮了我们。

 

田中禾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谈,作家不应当以地域性的方式进行群的划分,也就是说他拒绝以“中原作家群”或“豫军”的方式将自己归入其中,他说,鲁迅不能以“浙军”、歌德不能以“魏玛军”来进行归纳,显示了他强大而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也显示出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界所惯用的一种地域化研究的一种反抗。

 

这种不愿入群的孤独的、叛逆的、野性的个性既是他个人的命运,也是他文学的特性。他认为这种性格是其母亲“无原则”的宽容给予的,所以他在兰州大学读到三年级时,竟然因为不满于课堂的陈词烂调而退学。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户口从县城改到农村。我不大清楚这其中的难度,但是,就我在1970年代至新世纪的经历所知,那时的城乡差别简直犹如天上地下,从那些伤痕文学中能看出知识青年是多么渴望回到城里,可见他的理想和性格之强大非一般人能之。他原名张其华,意思是张扬其才华,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奔放的名字。他后来用了田中禾这个笔名,足见他对农田以及自然的热爱。两个名字互为表里,就是他的一生。从城市到乡村,他开始了自己的乡土写作。新世纪以来,当城市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强的时候,他依然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批判与坚持。这种悲壮的声音进一步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他期初写过诗歌,深受印度诗人的影响,尤其泰戈尔,1959年发表处女作长诗《仙丹花》,并崭露头角。诗歌是一个人才华最直接的流露,它会令一个人才情纵横,也会令一个人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这大概是作为诗人的他大三退学的内在冲动。他太自负了。这是那个时代文学带领一个民族和国家飞翔的象征。此后他又开始写作小说,开始是中短篇,到1985年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五月》而一鸣惊人。那时,他已入不惑之年,理性和经验使他开始降低诗人的想象和激情,从而进入深入思考社会的阶段。他需要用小说发声。最后是长篇写作,70岁左右时竟然同时出版两部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十七岁》。这说明他的创造力之旺盛。19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主角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他也加入这个行列并成绩卓然。从他的创作和那些随笔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小说创作观可以归纳为现实主义一脉。他非常喜欢马尔克斯,不喜欢博尔赫斯。这使我们不禁想起1980中期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的震动与影响。他在小说《轰炸》自序中说得很清楚:“我的创作大致以《五月》、《明天的太阳》、《轰炸》和长篇《匪首》为四个阶段。可以说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嬗变的过程,一个对文学的理解、对现实生活与当代审美的思索过程。”

 

但始终伴随他的则是思想,他说他的小说也是思想见长,且不与时尚为伍。但小说定然不能满足他言说的欲望,所以他像鲁迅一样将思想寄托在随笔中。新世纪初出版的散文集《故园一棵树》和最近出版的四本散文随笔集《同石斋札记》完整地呈现了田中禾先生几十年的思想历程。《同石斋札记》,是对先生后期生活的记录和创作生涯的总结,其中笔记体小说《落叶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创作,其他的三本:读书笔记《自然的诗性》、艺术随笔《声色六章》、散文集萃《花儿与少年》,内容涉及读书、历史、艺术、哲思、回忆、随感等方方面面,是先生生活的体悟和思想的结晶。《落叶溪》由作者以家乡风土人情为故事背景的三十八篇回忆体散文组成,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充满当地民俗的人情世故,如《人头李》《米汤姑》《石印馆》《牌坊街三绝》等,这些故事既包含着作者的浓浓乡情,也通过极短的文字来刻画人物,展现了作者高超的语言艺术。《自然的诗性》一书,既有作者的读书感悟,也有作者对于人生的思索,如《人事与天命》《顺乎自然是一种境界》,有给别人的序言也有自己关于写作的体悟,如《写作:自由与理性的互动》《好文章的第一句话》,内容丰富,文笔洒脱,看似随性而谈,但每篇都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和体悟。《声色六章》作者更是将视野转移到了绘画、音乐、戏剧和影视等有关艺术的方方面面。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勃鲁盖尔的《农民的婚礼》;从莫扎特到鲍勃•迪伦;从欧洲的古典戏剧到河南的豫剧;从《英雄》到《武则天》。作家在艺术的海洋里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其涉及之广,精力之足,使人惊叹。散文集《花儿与少年》正如其名,记录了作者六十载创作生涯中对于青春的回忆和生活的体悟,有温度,有闲情,更有思考。

 

《同石斋札记》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姿态,为我们展现了作者关于艺术与生活的思考,我们看到了作者如孺子牛般对于文学的勤奋和坚守,也看到了作者在经历时代的变迁和人生的漂泊苦难之后,对于生活的乐观和豁达,这是作为一个作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他以六十年的创作生涯回答并实践着,我们关于文学何为,文学为何的提问,正所谓“笔耕中原六十载,手写大地无限情”。

 

3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深受鲁迅的影响,所以始终以笔为旗,为生民请命,批判社会的各种疾病。他那么多的随笔便是追随鲁迅先生的思想喷发,是他对社会正义的良心捍卫。他甚至按鲁迅先生那样说的去读书写作,比如,鲁迅先生说,多读外国的书,少读中国人的书。在他那些随笔文章涉及到的书单和作家名单里,多是外国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家居多,中国作家少。他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作家如数家珍,可见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至深至广。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几乎还停留在鲁迅先生那个阶段。他在《父亲和他们》长篇的后记《奴性是怎么炼成的》中说,娘“是这本书中最完美的形象,几乎可以说是马家的圣母,曾让读她的朋友感动流泪。”“奴性就是这样炼成的,在家庭与社会的夹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会继续改造我们。对于一个中国的孩子,奴化是为了让再会了少受坎坷。我当然也会加入这改造下一代的行列。”

 

这些思想还集中体现在与墨白和一些批评家的对话中。这不仅是他的迷惑之处,同时也是新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的思想征候。而这正是我们讨论田中禾先生作品新的出发点。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和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经验,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样本,而且,他的迷惑与思考又成为新一代作家和未来作家与文学新的出发地。

 

这便是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创作多的是乡土叙述,而对于晚近时期的田中禾先生,开始进入回忆与思考之中,甚至说进入无名的思考状态。他开始写小县城为中心的城市叙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2010年,《十七岁》和《父亲和她们》两部长篇小说的问世,使作者在重新达到其创作高峰的同时,也使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的作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自传体式的长篇小说《十七岁》,由一则日记和十四个中短篇接连而成,以少年张书青的成长经历为视角,叙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的家族故事,反映出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会深层变革。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淡淡忧伤的怀旧情调,浑厚的历史氛围,构成了如诗如画的小城风情。作者也在一次访谈中说:“《十七岁》可以看做是我的自传。你可以从中看到我的童年,因而窥见我内心成长的经历和写作风格形成的精神因素。”而《父亲和她们》则通过复调的结构,讲述了“我”少年时的偶像们从满怀激情到平庸无为的一生,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作者说:“小说里的人物来自我的故乡县城,来自我身边熟悉的乡邻、亲友。我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度过中国历史上举世瞩目的几个转折时期的难忘岁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从小说结构进行了探索,也从思想内容上对时代问题以及当时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反思,这种自我反思是痛苦的也是深刻的,这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担当。

 

我异常钦佩田中禾先生的地方是,当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五四”时期启蒙阶段的那样一种认识的时候,他还能够在晚年怀疑——对,至少他在《父亲和她们》中是重新思考了自己一生坚持的新文化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一切都是人性的,一切都是为着劳苦大众的。它解放了中国人,并且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这是多么灿烂而又青春的中国!但是,“娘”的一切以她更为崇高的人性——不,几乎是神性而动摇了这一切。

 

娘是一个传统文化且是传统文化的末端文化不知不觉习染出来的一个中国女性的形象。她的宽广、包容、忍耐以及牺牲精神摧毁了世间一切的旧见、新德、叛变、仇恨,她像大海一样终使一切归流大海。这便是大地的象征,是坤德,是旧文化对新世界的无限包容。在这样一位女性面前,新的一切都意味着短暂、浅陋、小人习气。她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传统的广大与新传统的不成熟。大概也只有在母亲这里,作家才能放下新文化给予他的一切关于精神的定义,而用同样宽容的心境去回忆、去描述、去理解、去怀疑,于是,他发现了传统,但也在发现这个他曾经否定的大象时,竟然不知所措了。

 

墨白问他:“我娘”肖芝兰则象征着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土地,这是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土地上的植物最终必然要被她改造,就像您曾经说过的:把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改造成又一代奴才……您小说里所表达的这种改造,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实,用荣格的哲学来说,是“集体无意识”,可怕就可怕在这个“集体无意识”上。用翁贝托•埃科的话说,人民是罪恶的同谋。埃科的话用在您小说的“改造”主题上,是十分准确而恰当的。在您的小说里,传统文化无疑成了胜利者,那么,您怎样看待现代精神在中国土地上的遭遇?

 

田中禾: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既是我们的财富和骄傲,也是我们的精神负担和灵魂枷锁,它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步履格外沉重。传统文化是无法用政治斗争去改变的,而政治斗争则往往以传统文化为后盾。诚如你所说,当我思索“父亲”、“母亲”和“娘”的一生时,我清楚地看到,宽容、善良、坚韧的娘,其实扮演着政治上对父亲改造的帮凶的角色。她对父亲的改造深深植根于传统观念之中,它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甚至我们的潜意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思想找不到向它进攻的突破口。“娘”对父亲这个大孩子和“我”这个小孩子的改造,是以没有底线的爱和不计利害的奉献为武器,这就使“母亲”对娘的战争无法取胜。弘扬个人自由,提倡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提倡人本主义,才有希望冲破集体无意识这张无形的天网。然而,独立人格,个人自由,这看似简单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国人,可以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李勇问他:在《父亲和她们》中,您对“娘”是持批判态度的,说她代表着“传统”,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娘”却是慈悲、善良、美好的,寄寓着强烈的情感认同。您否定“娘”,其实否定的也正是这种“情感认同”,也就是说,您在作品中实际上也在否定着自己。可以这样理解吗?

 

田中禾: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可怕,正因为她有自己的人性逻辑、伦理原则、善恶是非,她是中国母亲的典型。在写作中我对她投入了深厚的感情,理性上却不能认同她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她就是社会体制改造自由思想、消灭个体价值的帮凶。社会体制使用的是政治高压、思想扭曲,而“娘”用的是忍辱负重的生存哲学,几千年中国儒家奴化教育的行为方式。“娘”的感人之处正是传统文化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政治高压、思想禁锢最终必然会被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冲决,传统文化却无法用革命来改变。传统深入我们的道德、行为,它的再生能力、衍生能力无法遏制,所以,“娘”是这部小说里惟一的胜利者,她始终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

 

他的回答使我想到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文章,题目我忘了,现在也是在飞机上,无法去查到底是哪一篇文章的哪一页,反正是我二十年前看过的。说一位英雄,一位手拿匕首与投枪的英雄,走到了一家客栈。他暂时有些累了。大概是客栈的主人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一时茫然,不知未来是什么,在哪里,只知他必须走下去。那时,也是我开始重新思考鲁迅的开始。鲁迅先生那批先驱们用青春的热血接引了西方文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青春的我们是欢呼的,对他们是崇拜的,但是,随着我们跟随他们往下走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询问:你要往哪里去?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与鲁迅先生一样茫然了。此时,我便在想,鲁迅先生那一群先驱完成了他们打碎旧世界的任务而成为群像,后来的英雄们要干什么呢?

 

田中禾先生是鲁迅先生他们那代人之后的新的一代作家——虽然在他们之前还有一批人,但一直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人实际上还是少之又少,田中禾先生是这稀少的作家群中的一个,所以我称其为鲁迅之后继续行走的行者。他是一直沿着鲁迅的路而探索人性与社会的几代人中的一个。他对传统仍然抱着坚决否定的态度。所以,他的作品以及为人都是大胆探索的精神,他的作品中“我”是唯一的主人公,他赞赏单纯的人性,否定世故的一切。他是如此地率性,如此地自然。古代文学中也只有李白、李贽等如此任性。这也是我所讲的他是当代文学样本意义的原因。

 

但你只要仔细一想,为什么他与李白、李贽等一脉相承,不就是老庄道家的一脉吗?鲁迅不也是赞赏道家的吗?他甚至认为道家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其实说到底,便是个人精神的解放,人性的解放。然而在他的作品里,他并没有多少关于道家的论述。他的大多数见解,都来自鲁迅和西方文学作品的熏染。是的,西方文化是主张个性自由的。同样,整个中国的传统以及沉重丰厚的中原文化在田中禾先生这里都成为盲点,一如死海。

 

然而,他终究写下了《父亲与她们》这部现实主义精神极强的作品,他毕竟塑造了一位中国式的母亲。这个母亲的形象在近百年以来是少见的,因为我们百年来的文学精神是否定她的,而在近二三十年内其实在慢慢生长。从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到田中禾先生《父亲与她们》中的母亲,以及一些青年作家如任晓雯《好人宋没用》中的母亲等女性形象,其实都是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重要文本。这些作品都在共同用怀疑的精神塑造了一个无法否定的崇高的母亲形象。这是多么的荒诞!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是否定这种精神的,但一旦我们动用真情去理解母亲,她竟然是如此地伟大!

 

这到底是传统的胜利,还是亲情的胜利?我们真的无法简单地分离。但是,她们令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是的,三纲五常与男尊女卑是旧时代的东西,是要否定的,但我们要将女性塑造成怎样的形象就算是完美的呢?是知识女性的独立?在那样的形象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孤独和不幸,一旦知识女性拥有了传统的美德,她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又是多么地荒诞。或者是女强人?探索了二三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庄严地宣告,这种精神已经破产了。那么,到底怎样重新制定我们的伦理?这是今天中国人面对的巨大难题。

 

在这个难题中,对传统的再认识是必经的高山、大海。而这个探索并非田中禾先生他们那代人所遭遇的命题——他们也已经完成自己的道路——该到我们这代人了。

 

这便是我阅读田中禾先生的随笔和小说所想到的。当我从他巨大的文本中撤离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告别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尤其是理想的1980年代,曾经是多么令我们这代人迷恋、热爱。

 

但光有迷恋和热爱就足够了吗?

 

4

 

 

这些天来,《父亲和她们》中娘的形象非但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大,变成了大地,变成了自然,变成了整个的中国文化传统。

 

有一天,我发现她变成了菩萨。于是,我想起了伊河岸边那些被人怀疑、否定和伤损的菩萨。我差点落泪。母亲和那些菩萨曾经不计任何回报地要拯救众生,可众生中的人类竟然将她的眼睛挖去,将她的胳膊打断。但我知道,即使如此,那些菩萨仍然会原谅人类的,母亲不会计较儿女们的背叛的。

 

这使我想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人公。那位一出生受到上帝精神照耀但在青年时代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而怀疑、背叛上帝的音乐家,在遭遇各种伦理的犯难、生存的艰难与精神的质问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上帝的身旁。此时,他的名字变成了“圣约翰•克利斯朵夫”,他终于开始走向彼岸。他在河中走着走着就感到沉重,他发现自己背着一个孩子,当他终于走到彼岸时,问那孩子,你是谁?那孩子说,我是你的明天!

 

在田中禾先生面前,我们这代人应当勇敢地要对他说,如果你也要走向彼岸,那么,我们愿意做那个孩子,成为你们这代人的明天。一百年来,传统与现代一直对立着,它们都彼此等待着和解。中原大地在沉睡着,它在苦苦地等待着儿子去认领和唤醒。那些伟大的救苦救难的菩萨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新的善缘。但这一切大概是要我们年轻的一代人去完成。

 

那时,当我们再遇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孤独的英雄时,便可以对他说,走吧,我带你走出迷雾。

 

但这何其艰难!何其漫长!

 

 

作者简介:徐兆寿,甘肃凉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当代文艺评论》主编。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5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非常日记》《荒原问道》《鸠摩罗什》等7部,诗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3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超越》等21部,获“全国优秀传记小说奖”“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在《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文学评论百余篇。

                                                                                                        

                                                                                                      选自《小说评论》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