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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名字: 麦启
籍贯:河南扶沟
代表作品:出版有20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把河水和海水分开》,小说《回答》获得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并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个人简介
 

 麦启,男,汉族,河南扶沟县人。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高级研究班学员。  

创作有近三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有小说、诗歌、散文在全国文学期刊上发表,散文入选《全国最佳散文选》和《最适合中学生阅读散文年选》;出版有20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把河水和海水分开》,小说《回答》获得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并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个人作品
     
     

        《我操西红柿》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一篇“宣言”,作者在呐喊,在全球化与西华的今天,中国终于诞生了这样的精神战士和文化刺客。

    ——网友.东方不败大帝

     

        晨钟和暮鼓,鲜花和反骨,妓女和现代官府,在小说里,作者用一根骨头敲打月光,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声音。

                                          ——诗人.龙美尔

     

        麦启小说里的那些人,那些鬼,那些仙,给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窗户,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当下最真实的“中国表情”。

    ——著名批评家.孟繁华

     

        麦启用文字表达了对强权、蒙昧、粗野和横蛮的愤恨。他的表达令人震惊。

    ——著名作家.周大新

     

        中原大地古朴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得这里的作家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与作者的灵秀相互为用,当然要开出文学奇葩。在麦启的作呕中,朴厚与灵秀兼具,尖锐与宽容互补,批判与悲悯融和,辽阔与细腻同在。他凭借这些地域文化优势和个人优势,正在脱颖而出。

    ——著名评论家.摩罗

     

        读了麦启的小说,我才知道,他或得“蒲松龄文学奖”不是偶然的。跟蒲松龄不一样,他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发现了鬼气。

    ——著名作家.李洱

     

        场景与对话,刻下了现实生活中丑陋的一笔,勾勒出当下某些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和世态人心。对现实的讽刺和针砭,把重点落在了对人性的凝视和审问上。生动、幽默的叙述之后深刻的哲理思考,使小说具有了匕首的犀利、刀锋的光芒。

    ——《回答》获得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授奖辞

     

     
     
    一个村庄的寓言化写作
           
                        ——论麦启的《我操西红柿》
                                                                                                                    
     
                                                    孔会侠

     

    这个年代,认识生活好像很容易,资讯过于发达,各地发生的事件都能以最快捷的直接呈现让人一目了然;但真正认清生活又好像很艰难,生活浊流裹挟着空前繁杂的内质、显现着空前绚烂的色泽,成为蛊惑并令许多作家无法驾驭最终臣服的陷阱。在现实主义洪流的裹挟中,在市场化需求的诱惑下,近些年来一些作家一股脑地扎进传统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写作中,五花八门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雷人社会现象把本就浮躁的作家搞得更加惊服,匍匐在生活表象下能便捷地直取名利。所以,生活真实看似成就着作家,减少写作的艰难台阶,实际上极大障碍了作品可能探掘到的深层真实和作家可能提升到的艺术境界。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实质上简单明朗:文学离不开现实生活,但又审美地超越于现实生活。在这里,现实生活主要指人们耳闻目睹的日常经验。尽管在网络上,在电视上,在报纸上,我们快捷地了解着东南西北的新奇事件,并不由震惊于这个时代现实生活的超想象能量,但文学如果停留在描摹生活的层次,充其量和一篇通讯的文字功能一样。反过来想,正因为现实生活过于繁杂,相当范围地描摹变得异常不易,跟摄像机相比,文字的表述缺乏真人演绎的鲜活,那就应该把力气花在文学本身的职能上:更深层次的真实性。新闻走面上,文学行里边。就像张清华所说:“我坚信有这样一类小说:它对某些秘密的揭示,是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了解那些事物或心理活动的方式,以及唯一可能的通道。”(1)
     
    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时期,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先锋文学”阶段后,作家对作品的表现如果仍然满足并止步于同步表现现实生活,尽管有市场化需求下的大量读者认可,尽管可以少些劳神耗力,但说实话,真是肤浅而自欺。当然,名利效果肯定是短平快,但如果文学是我们心灵深处孤寂中熊熊燃烧的烈焰的话,要追求的却是长高久的毕生信念。我深信:生活无法表现生活,而文学可以。当前一个阻滞文学的最大障碍就是:繁杂而意外不断的生活,好似超出人想象力的生活。让文学想象远离日常。想象在现实的现象层面拘泥,追求像不像而最终显出粗浅。文学始终有双想象的翅膀,能脱离日常多远就能多空灵自由,最终距离灵魂和事理的表述就能多近。

        文学一定追求真实性,就像马尔克斯所言:“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但真实是多层次性的,那些耳闻目睹的真实文学写出来有什么价值?真实,不只是现象的雷同、经验的复制,更是深层存在不为常人熟知的揭示与表述。那些潜在生活浊流中并决定着方向或特质的那些真实,不被察觉,不被警觉,文学的笔触恰恰就从这里开始。这个时代,生活过于芜杂奇乱,人心浮躁,就会掩埋或忽略更多新的旧的深层真实性,而这才是文学需要驻足沉潜的地方。
     
    让人欣慰的是,仍有许多作家秉持这样的文学信念,孜孜探求着自我独特的文学之路。比如河南作家麦启的写作,就是其中一个。麦启的写作,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因其诡异的气质风格与清醒的文风追求,显示出可贵的“先锋”精神与深刻的意蕴探掘。“先锋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早已结束,但先锋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却在传统现实主义大规模的复归中更需要整理与继承。在我看来,先锋的遗产是两方面的:一是与主流生活现实与主流写作现实相对立的一种前卫性内在精神;一是致力于文学叙述方式探索的积极意识与主动尝试。在我看来,麦启的小说《朝圣》和《我操西红柿》是最能代表他的写作特征与文学成就的两篇。就《我操西红柿》而言,麦启荒诞戏讽的自由表述中,那褶皱在历史民族生活深处的文化真实、国民性真实被准确勘探,有股久远的凉意与貌似与当前生活无关实则大相关的悲意从心间冉冉升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操西红柿》是一篇中原乡村生活的象征性寓言,其寓意细细品来,道不尽的坚硬千年的苦涩与愤怒。既有饱满而深沉的情感诗意,又有沧桑而清锐的认知痛楚。
     
    《我操西红柿》的故事层面简单集中。“我”被三婶子说“两个蛋不一样大”,顿时,关于是不是一样大的争论就在村里流传不休,给我和父母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打击。因为村里最强势人物荷马的主谋与立场,全村人都认可了不一样大的事实,就连亲哥哥也热情积极地证明着这点。母亲带我治病,中医西医把我往坏处治,后来我被治死,魂灵回来报复,发现惊天的秘密:荷马竟然是大独瓜!这里的村庄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它指向我们每一个人处身的人际环境——是非不分、极权横行、奴隶化倾向、弱势无辜······
     
    这篇小说在我看来,是继阎连科、墨白等后河南作家关于村庄寓言化写作的又一个典型表现。中原大地上静默的村子,千年的历史轮回中,一辈辈人的生生死死后,潜隐着多少事关每个人日常生活和整体民族性格的秘密?这秘密揭示了历史事件的因果,决定着今天生活的命脉,也必将预示着未来生活的可能。那么,《我操西红柿》的村庄寓言其深意是什么?这寓言的表达又是什么?《我操西红柿》的寓言内涵首先是:专制权力和奴性文化对人生命和灵魂造成的极大痛苦。寓言在我的理解中,就是以富有象征性的情节隐喻生活内在的道理或真相。象征性是理解作品内涵的钥匙。这部小说的题目是有一定指称的象征意义的,并且是有强烈的情绪冲动的。我操西红柿,那一大团的圆圆乎乎鲜鲜亮亮,外在力量的轻轻揉捏,就立马丢盔弃甲化成一滩稀巴烂。千百年来的一大群一大群的国人,就像这一大堆一大堆的西红柿,在专制权力面前,在强悍生命面前,怯弱而没有自我,卑服而丧失是非甚至善恶。可怜,丧失生命主体人格的存在无差别于草芥,任由他人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意志;进而可恶,哪怕那强力所代表的是邪恶和不义,他们也选择顺从甚至助纣为虐;进而可耻,尤其是那股邪恶所凌辱与伤害的是无辜者的生命与尊严,这顺从连带着改变了一颗颗良心的质地。而当强力和对强力的盲从密织成我们处身的环境时,荒诞而悲凉的生存境遇真实就逼上心间。就像马尔克斯所言:“极权是人所创造的最高级、最复杂的成果,因此,它同时兼有人的一切显赫权势以及人的一切苦难不幸。”(2这个叫做“我”的孩子没来由地被极权踩踏脚下,理由是莫须有的“两个蛋不一样”,村人一遍遍摸过,被强权规定的答案一遍遍牢固,中医西医都自觉而阴险地充当往更坏处推进的帮凶。面对强权,除了父母,所有人,包括亲哥哥,“就像河流碰上了一座高山,一下子改变了方向”地选择充当帮凶。而如果有一天有这样的帽子扣到我们头上,结局会怎样?没有是非认识、没有正义情怀、没有人道良知的人群社会中,不义的盛行强权的肆虐造成许多苦难都是必然,而这,伤害的是谁也许是偶然,但伤害与凌辱是每时每刻要面对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我操西红柿》这一个村庄的寓言,又不仅仅事关村庄,它揭示每一个人生活环境的秘密。
     
    但让我看重的是:麦启在这篇小说中走得更远。一方面,他的悲凉生存境遇的揭示与表达令人动容,但更让我动容的,是他作品中透露出的不屈反抗的锋芒。“操”这个词,在中原大地,本身就是人郁结久了的情绪宣泄与昂扬气概的刹那间流露,“我操西红柿”可见作者对这种麻木生存的痛恨,以及对笼罩在小村中的“荷马”强权的反抗,有股子不屈不挠的阳刚之气。这反抗,还体现在父亲磨得锋利的刀光上,还体现在“我”死后仍阴魂不散逐个清算的报复中。顺从是人生命血性的水化,而反抗确是血性与骨气的绽放与印证。另一方面,他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解构,那牢不可破的荷马的强势,那制造罪名的始作俑者,那让全村人趋之若鹜的强权核心,真相就是:一个大独瓜。多么经不起考究让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的真相!那么不合常情却能堂而皇之地把莫须有的帽子扣到别人头上,那么劣质不堪却长久安全地保持着不为人知的局面。强势的面纱撩起的刹那,那真实的质地原来只是如此,而人们纷争附庸的核心,原来却是如此,而就凭如此却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鹿为马,这个村庄,孱弱得太久,蒙昧的太久,麻木的太久。因此,受伤的太久。
     
    因为太过久远的历史沉淀在河床底部,尽管时代的变动很大,但我相信,村庄的寓言没有穷尽。更何况,强大迅猛的经济观念的洗礼跟旧因袭的糟粕沆瀣一气,新的寓言又不断产生。每一个村庄都是民族肌体上的一个器官,而每一个村庄的寓言,都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地揭示着整体生活的真实。只有这样的真实裸呈,才是村庄被照亮的开始。
     
    当前河南文学,写作者众多,确实繁荣。但河南文学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着滞步难前的危机。文学降低了自己,而“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失去了应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想性和想象力,其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落后于时代,生活比文学更精彩,那么,作家就成了以重复描摹现实生活、贩卖低劣商品的‘故事员’。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3)走出危机的方式其实就是:迎向文学的高度和难度,忌陷入潮流性的生活认识、文学认识,忌陷入潮流性的写作方式。当前,文学写作和文学评论中都存在一些惯性的潮流性认同需要清理,比如“底层写作”,一个作家如果写了底层苦难生活的艰辛和屈辱,这个作家好似就具有一种道德品性不可怀疑的高尚一样;一个评论者亦常常把作家所表达的生活跟西方的某些理论嫁接以显得莫测高深言出有据。
     

    麦启的《我操西红柿》就是一个文学朝圣者对于难度与高度殿堂的躬身攀爬,这个姿态,这个方向,麦启定能走出一个相对高远的文学身影。

     

    参考文献:

    (1)张清华:《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2008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当代作家评论》   2009年1期

    (2)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3)李佩甫:《文学的标尺》   选自《文学报》
     
     
     

    神秘气场的逃匿与消解

    ——麦启小说叙事的文化意义探析

              王庆杰

     

    在阅读一切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习惯于揣摩作家心灵的柔软和强硬、善良与邪恶,以此考察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会感觉到当代很多小说家的心灵是近乎变态的强硬,硬起心肠写小说,小说叙事风格如一把寒光闪闪地切割刀,在片片地剖析着世界万象,在牙齿咬得咯吱吱响的愤怒中袒露出事物的丑陋与邪恶。小说叙事这种硬化风格追求的背后实质上是作家审美心理上出现了问题,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很多作品“审丑”远大于“审美”,当代评论家李建军概括为“消极写作”、“非理性的幽暗叙事”、“可怕的冷漠与严重的隔膜”,作家“硬心肠”地“审丑”实际上也是价值混乱与伦理危机的精神生态呈现,是在价值多元化下的迷茫与焦虑。
     
    麦启小说的“软心肠”叙事,让我们看到当代乡土小说叙事的另一风景,小说软化了生活的尖利锐刺,过滤掉了那些碰疼我们审美习惯的坚硬顽石,那种弥漫在乡野的神秘气场,温润着我们因为“审丑”而钙化的审美心肠。《朝圣》中“我”和“苏小小”那种酣畅淋漓、质朴狂放的生命张扬,《写给母亲的情书》里我身上“红”的神奇、梅娘、狼爷的生命传奇,让我们在科技理性日益消解乡村神秘叙事的今天,又仿佛置身于乡土神秘的气场中,去解读本真的生命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秘气场就是人类生命的气场,麦启这本《把河水和海水分开》里面收录的八篇中短篇小说,叙事风格都是苦苦追寻那些正在被我们遗忘甚至抛弃的神秘元素,生命在一点点地被漂白澄明,作家墨白的小说《裸奔的时代》名字最能概括我们这个精神裸露的时代特征,学人刘士林先生把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形象地描述为“赤身裸体”、“半推半就”、“背井离乡”,都颇传神到位。神秘就是对生命真诚的捍卫,乡土小说叙事离开了神秘,解构了神秘,乡土叙事就会“缺魂”“贫血”。长期以来,我们对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一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古代“志怪小说”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叙事学与修辞学意义上的反讽荒诞层面,社会学意义上的鞭挞与揭露,忽略了从生命美学意义层面深入解读,王阳明对蒲松龄的写作心理的剖析就超越了这些粗浅的层面,“豆棚瓜架雨如丝,姑妄言之故听之。聊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麦启这些乡土叙事小说上乘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衣钵,下续当代文学叙事在“硬心肠”的“审丑”后面对神秘色彩冲刷与淘洗的生命追忆。神秘是模糊暧昧,是诗化的精灵。麦启的小说,在追寻那些正在被我们的文学叙事里逃匿和消解的神秘气场里,诗化着乡土叙事。
     
    “神秘”在麦启的小说里有着多维的文化意义内涵,首先就是“天垂万象”的生命写意,人和天地自然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河流、树木、麦田、骷髅、花草、月亮、太阳都是生命的存在,都是直通人类心灵府第的生命个体,神秘是审美的孪生姐妹,审美不是为生命去魅而是为生命复魅的过程。神秘就是对包括人在内天地万物的敬畏,敬畏才能神秘,神秘才能真正敬畏。麦启的乡土小说叙事最感人之处就是这种神秘的敬畏。在麦启的叙事审美视野里,石榴花“开得特别用心,愤怒的红使劲地在院子里喷着,谁打它跟前一过,就能映出一脸好血。”麦田“能把你的眼睛绿死。空气里流着一股子一股子的青麦子味,要是使劲吸上一口,在嘴里能嚼出麦子的青汁。”三婶的手“像雨天里长在树上的木耳光滑湿润而又柔软。”神秘的气场里,人物故事交织在一起,恍惚飘渺,所有的乡村景象,天上人间,古来今来,在浓缩交叉反复的时空里构织成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神秘气团。“城市是住人的,乡村是住神的”,书的封面上标示出的这句话可以看做是作者的写作宣言,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叙事,就会发现文学叙事的最大问题就出现在敬畏的丧失,就如席勒所言:“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在两条歧路上彷徨,一方面沦为粗野,另一方面沦为疲软和乖戾。我们的时代应通过美从这双重的混乱中恢复原状。”麦启的写作宣言启示我们,“人”是神秘文化气息的破坏者、解构者,“人”的发展进化,我们文明史的书写往往是对生命“原状”的无限剔离,麦启的小说是在做“复原”的工作 ,“复原”就是“拯救”和“回归”,就是“打捞”和“追忆”,麦启的乡土小说在“过去时”的文本叙事策略里,把自己的乡村记忆“复活”成“标本”般的留存。在这个一切都被金钱物欲挤占算计的时代,麦启的小说就具有了文化的反讽意义了,谁还把这些小人物、小事件、小感觉,当成我们唏嘘感叹的文化元素呢!《把河水和海水分开》里的汉清明,这样一个固守乡土的农民,他在顽强地抗拒着远在南方打工的儿子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感到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在变。”
     
    其次,神秘的文化内涵是精神家园的诱惑。麦启的小说突破了虚构和纪实的叙事模式,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追忆,是那些埋藏在现实乡村内核深处的精神嬗变。《一半是真理,一般是狗屎》这篇小说就是对乡土叙事的精神深度层面的挖掘,许多看似冠冕堂皇行为的后面都潜藏着一个卑微渺小甚至阴暗的目的,贾市长以关心农村少女为名,让女孩青梅到家做保姆,却行非礼之事,小说让包公出来审案,结果却审出了乡村那波澜不惊下面涌动着的湍流。《阿莲》描写的是乡村生活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阿莲因一篇《父亲》的作文成为“名人”,又成为众矢之的的姑娘,她又后来与寺庙年轻和尚的微妙情感纠葛,离家出走,陷入路边黑店,成为一棵诱人的“摇钱树”,成为基层头头儿们意悬悬色迷迷饕餮的对象。麦启小说的许多人物都在逃离乡土,却又在“背叛”中摆脱不掉乡土精神的观照与思想的羁绊。乡土家园的精神意义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地消解,坚守中的游离,游离中的迷茫,神秘的精神家园只能在很多“傻子”的疯言疯语里得到呈现。麦启小说里的这些“傻子”们是真正乡村精神家园的守望者。麦启的小说叙事和作家莫言的叙事风格颇为相近,《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其实都是在神秘气场的笼罩下,对精神记忆中的乡土家园那些湮没的往事,那些散射着原生态生命气息的普通群体,作家以小说的名义为他们立此存照、缅怀珍藏。这种诗化色彩浓厚的记忆,在两位作家的小说文本里都是利用了色彩的浓墨重彩的描绘,甚至让人感觉他们都患有“色彩依赖症”,以色彩的绚丽夺目来抗争精神家园失去后的心灵灰暗,色彩强化着记忆,记忆幻化着色彩的绚烂从色彩学层面看,所谓的精神家园其实就是色彩的家园,失去了色彩的敏感,我们就会患上精神健忘症。
     
    最后神秘气场的渲染,也是小说叙事学的基本方略。我们看新时期的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抗拒现实中对神秘的恣意歪曲和猎奇解构,神秘成了荒诞,荒诞成了虚假;情感成了调侃,调侃成了放纵。麦启小说的神秘气场不是人为的渲染,而是心灵记忆的发酵酝酿,是作品自身飘散出的生命气息,是生命在天地万物的阴阳和合里激荡出的生命气场,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神秘气场的元素,我们对这些人物很难进行传统道德伦理的评判,他们都遵循着勃发的人性轨迹,演绎生活的苦辣酸甜和生命的悲欢离合。小说给人的阅读感觉就非常顺畅,整部小说没有人为设置的弯弯绕的障碍,没有无厘头的疙瘩般障碍,荡气回肠,一波三折,磅礴浑厚。
     

    作品的优势往往是劣势的深层显现。麦启小说在神秘气场的构建里,我们会发现他的写作是耗竭尽乡村记忆资源的喷发,乡村叙事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尤其是当他把神秘当成了写作风格追求的时候,神秘就变成了刻意追求的作料,匠心也就遮蔽了原本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真自然纯朴之心,小说情节显得怪诞突兀,人物形象单薄瘦削。批评就是苛求,我们有信心看到麦启的乡土叙事会在今后的探索中根深叶茂、蓬勃葱茏、生机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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